自古以来，中国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
中华文明包罗万象，田园农耕、草原牧歌、大海扬帆……共同织就了一幅宏伟景观。
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匈奴、鲜卑等北方游牧族群，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者和参与者。
然而，一些外国学者将匈奴政权视作“首个游牧帝国”，并宣扬游牧与农耕的二元对立，炮制出“南北对立论”“征服王朝论”“内亚史”等学说，误读中华文明、肢解中国历史。
钩沉史料与考古遗珍，则真相自现。但隐藏更深、亟需明辨的，是这些学说背后的政治意图。
西夏陵出土的石马和鎏金铜牛在宁夏博物馆同一展厅展出，见证千年前游牧与农耕文明交融。（图片来源：新华社）
（一）“农牧对立”背后的政治意图
20世纪伊始，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将匈奴、鲜卑等称为“北狄”，同“汉人”相对立，称二者“敌对关系”自始至终未变。
作为日本东洋史学的开创者，此人的学术活动跟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深度绑定。“尧舜禹抹杀论”（称尧舜禹系后世伪造，力图将他们及其代表的中国上古史抹杀）就是他炮制的，继而影响了内藤湖南等日本汉学家。
白鸟库吉。（图片来源：资料）
而内藤湖南正是“满蒙非中国论”的早期提出者之一，也是盗取我国国宝大连唐鸿胪井碑的帮凶之一。
究其本质，他们都是近代日本殖民主义的学术爪牙。表面上是探析中国等亚洲国家落后的原因，实则鼓吹日本应担起“带领亚洲大陆走向文明”的“历史使命”，最终发展成日本侵略的号角，由此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。
发动太平洋战争前，日本竭力吹嘘自己是“亚洲之光”、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, 将侵略美化成“解放”。（图片来源：网络资料）
二战结束后，这些错误观点仍在持续发酵，只是其政治意图被披上更厚的学术面纱。
1940年代海外兴起的“内亚史”研究，将整个亚欧大陆视为整体，强调游牧与农耕的对抗，将我国古代的匈奴、鲜卑、柔然、突厥、契丹、蒙古、清朝都冠以“帝国”之名，突出他们对汉族的对抗与征服。通过歪曲历史、解构中华民族，刻意制造游牧与农耕、汉与非汉的二元对立，以此消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统一性，否定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。
“中国非中国”，是一种诡辩。
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民收获小麦。河套地区因有黄河水灌溉，是重要农业区。该地区也是古代匈奴、鲜卑、突厥、回纥、汉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。（图片来源：新华社）
一些国外学者将蒙古和突厥的族源追溯到匈奴，将古代族群与现代民族强行联系、混为一谈，以“语族”（语言系属分类，相近语言归并为同一语族）混淆民族的概念，意图构建所谓的“独立民族谱系”，编造出某一民族“自古就不属于中国”的分裂言论。
这些理论看似五花八门，实则皆源于“农牧对立”的假想。
（二）匈奴是秦汉大一统社会的重要组成
历史已充分证明，没有恒久不变的对立、隔绝，只有长期的互动、转化与融合。
匈汉血脉交融，史不绝书。匈奴封卢绾（西汉开国功臣）为东胡王、卫律（汉武帝至昭帝时期使臣）为丁零王，苏武、张骞滞留匈奴皆娶妻生子，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……他们的子孙开枝散叶，亲缘网络遍布草原。
呼和浩特昭君墓，传说秋冬万物凋零之际，唯有昭君墓上草木常青，故名“青冢”。（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）
匈奴王子金日磾降汉后，以忠孝谨慎为汉武帝倚重，位至托孤重臣，其子金赏、金建皆为昭帝侍中，金赏更娶大将军霍光之女为妻。
于他们而言，匈奴或汉人的身份难以二选一，政治身份与文化认同更为重要。
而“农牧对立”说，把匈奴等北方族群归为纯粹的游牧社会，与农耕社会二元对立，更是无知。
从经济形态看，匈奴并非单纯的游牧经济。阴山地区早在距今4200至3000年已经出现了农业，禾本科植物的孢粉数量演变规律和朱开沟遗址出土的大量粟、黍，都可以证明这一点。
秦汉时期来到匈奴控制区域的中原人，进一步将农作物的种植、灌溉和储藏技术带到了匈奴社会。农业生产技术及农产品的流通也是匈奴与汉朝族群交往的重要方式。
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和林格尔、宁城等地祥和的农耕、放牧共生画面。（图片来源：新华网）
与此同时，匈奴的优质马匹，也是汉代重要的战略物资。汉朝设立“太仆牧师诸苑（大规模国营牧场）三十六所”，分布在北边、西边，由郎官为苑监，动用官奴婢三万人，饲养马匹达三十万之众。
这幅2000多年前的景象，便是农牧经济相互依存、互补共生的真实写照。
（三）匈奴、鲜卑的主动融入
东汉初年（公元46年左右），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，南匈奴依附汉朝，被安置在河套地区。公元202年，南匈奴首领归附曹操，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，安置在今陕西、山西、河北一带。
在东汉永元三年（公元91年），北匈奴单于在汉军的攻击下逃入康居（中亚锡尔河中游北部），留在北方的十余万部落，皆自号鲜卑，融入东胡族系。
鲜卑兴起于大兴安岭地区，逐渐南迁，占据匈奴故地，分为东、中、西三部，分布于东起辽东，西至陇右地区。
大兴安岭。（图片来源：新华社）
鲜卑南迁过程中，与各地族群融合，先后形成铁弗匈奴、乞伏鲜卑、宇文鲜卑、拓跋鲜卑等支系。拓跋鲜卑与匈奴深度融合。拓跋部75个异姓部落中，独孤、须卜、丘林等其他族群姓氏赫然在列。
曹魏初年，慕容鲜卑因魏灭燕之战，从山西塞外迁至辽西郡。后追随司马懿伐公孙氏有功，拜率义王，始建国于棘城之北。另一支重要力量拓跋鲜卑，南下过程中也不断与西晋地方势力展开合作。
西晋时期，匈奴单于於夫罗的儿子刘豹为左部帅，刘豹之子刘渊，自小拜名儒崔游为师，学习《春秋左氏传》等儒家经典，深谙诸子百家学说。
因而，刘渊建立政权时，并未采用传统的草原政权模式，而是与汉人士族合作，以“汉”号立国、以礼法治国。他已然深刻认同“大一统”，成为了传承者和守护者。
刘渊画像。（图片来源：资料）
拓跋鲜卑与匈奴相互联姻数辈，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避难独孤部时，娶独孤氏女儿为宣穆皇后，生子拓跋嗣。
匈奴与鲜卑共育共生，开辟了北魏国家形态，共同参与的政权建立、制度设计、社会整合等等，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奠基，正是历史明证。
匈奴铁弗部被拓跋鲜卑击败后，辗转来到关中，投奔后秦，借姚兴所授杂夷部落三万余人建立夏政权。
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镇北部统万城遗址。统万城是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征发十余万各族民众建立的。统万城遗址是匈奴留下的唯一都城遗址。（图片来源：统万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）
独孤部更是遍布后赵、前秦、后秦、慕容诸燕、五凉等政权，如血脉之河，流淌于十六国北朝的每一片疆土，绘就民族交融的生生不息。
北朝皇室后族的出身，是胡汉交融的力证。魏晋至隋唐近七百年，众多“胡姓”深度介入十六国北朝和隋唐的政治集团和社会网络中。部落“贵种”与世族“高门”在利益、武装、文化上“无缝对接”，结成政治经济共同体。
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，就是被西魏、北周时期重要将领、八柱国之一），他的三个女儿皆成为皇后——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第二代皇帝宇文毓；四女儿嫁给了柱国大将军李虎的儿子李昞，生下唐朝开国皇帝李渊；小女儿嫁给了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，辅佐杨坚建功立业，正是青史留名的独孤伽罗。
唐代中后期，匈奴、鲜卑等族群鲜少自称，已经完全融入“唐人”范畴。
匈奴与中华文明的关系，不是“他者”与“我者”的对立，而是“共生”与“互构”的交融。
长城居庸关。（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）
这种交融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借鉴、经济形态的互补，以及文化认同的趋同，共同塑造了大一统的中华文明。
匈奴的历史，也是中华文明自我丰富与扩展的历史。
匈奴、鲜卑已经消亡，却又从未“消失”。那些历史上消亡了的族群，变成了你我共同的祖先、共同的文化记忆、共同的文明传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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